竹园镇的三尺讲台：我的舍与得
文/考哥
清晨六点，薄雾还缠绕在竹园镇的山腰上，我已经走在了通往新街小学的那条小路上。二十五年了，这条路从泥泞变成了水泥路，路边的桉树长高了许多，我也从那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，变成了两鬓染霜的“老杨老师”。
有人说，在乡村教书是一种选择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更是一场关于舍与得的修行。
舍的是繁华，得的是心安
年秋天，我从陆良师范毕业，很多同学都想办法往城里去。母亲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一边剥着苞谷，一边轻声问我：“文考，你想好了？”
我想好了。竹园镇是我的根，这里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，我想回到这片土地上，做点实实在在的事。
初到新街小学时，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。六间瓦房教室，一块坑坑洼洼的土操场，十几个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备课。夜晚，校园里安静得只剩下虫鸣和远处彝家寨子的狗叫声。说实话，第一个学期，我动摇过。
可每当我站在讲台上，看到台下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，我就知道，我舍不下他们。那些眼睛里，有山里孩子特有的质朴，有对山外世界的渴望，还有一种毫无保留的信任——他们信任我，就像信任门前的这座大山一样踏实。
我舍下了城市的霓虹，却得到了山村夜晚的满天繁星。我舍下了繁华的热闹，却得到了内心的安稳与踏实。
舍的是时间，得的是成长
在乡村教书，老师往往不只是老师。
记得我带过一个叫小华的学生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母亲一个人操持家里。小华基础差，四年级了还认不全拼音。我就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给他补课，从拼音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。山里天黑得早，补完课我常常打着手电筒送他回家，来回就是四十分钟的山路。
有同事说我“太较真了”，为一个孩子搭进去这么多时间，值得吗？
值得。因为半年后，小华的语文从二十多分考到了六十八分。成绩单发下来的那天，他跑到我面前，红着脸说：“杨老师，我及格了。”说完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那一刻我觉得，所有的时间，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。
二十年时间里，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。我用课后时间教他们写字，用周末时间带他们观察田里的庄稼、山上的野花，用假期时间走村串户去家访，去劝那些想辍学的孩子回来读书。
我舍掉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可我看到的是，一个个孩子从怯生生地念“a、o、e”，到能工工整整地写出一篇作文；从掰着手指头算数，到能解出复杂的应用题；从不敢在课堂上开口，到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演讲比赛。
他们长大了，我也在陪伴他们长大的过程中，成长为了一个更好的老师。
舍的是安逸，得的是深情
有人说，在乡村当老师，日子清苦。这话不假。
刚工作的那些年，我的宿舍就是一间教室隔出来的小屋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一个煤油炉，一口小铁锅，就是我的厨房。有时候下村家访回来晚了，就着咸菜吃碗白米饭，也是一顿饭。
可物质的清苦，并没有让我觉得日子难熬。因为在这片土地上，我收获了太多太多的深情。
每年秋天，总会有家长让孩子给我带来自家地里种的苞谷、红薯。有一年我生病请假了几天，回校后发现办公桌上堆了一堆东西——新鲜的土鸡蛋，自家磨的玉米面，还有几把还带着露水的青菜。旁边的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杨老师，你好了没有？我们想你。”
那个纸条是我们班一个叫小梅的女孩写的，她平时不爱说话，成绩也不算好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孩子，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她的关心。
每年教师节，毕业了的学生从镇上、从县城、从更远的地方给我发来问候。有的说“杨老师，我现在也当老师了，我常常想起你讲过的那些道理”；有的说“杨老师，谢谢你当年没有放弃我”；还有的什么都不说，就发一张照片过来——是他们站在大学校门口的样子。
这些瞬间，这些深情，是任何物质都无法衡量的。
得的是希望，守的是初心
二十五年，弹指一挥间。
我看着新街小学从六间瓦房变成宽敞明亮的教学楼，看着土操场变成了水泥地板，看着教室里装上了多媒体设备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这所学校走出去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我常常想，教育是什么？教育不是把桶灌满，而是把火点燃。在这片生我养我的竹园大地上，我点燃了一盏又一盏小小的灯火。它们也许微弱，但汇聚在一起，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希望。
我舍掉了很多——舍掉了城市的便捷与繁华，舍掉了个人可以拥有的更多可能，舍掉了无数个本该陪伴家人的夜晚和周末。但我得到的东西，同样珍贵无比——我得到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得到了家长们真诚的信任，得到了这片土地的接纳与认可，得到了一个普通乡村教师最朴素、最踏实的幸福。
竹园的三月，油菜花开得正盛，漫山遍野的金黄。我站在教室的窗前，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嬉闹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闪闪发亮。
我想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依然会走上这条山路，依然会推开那扇教室的门，依然会站在这个小小的讲台上。
因为这片土地，值得。这些孩子，值得。
这，就是我在竹园镇教书生涯中，关于舍与得的故事。故事还在继续，讲台还在，孩子们还在，我也会一直在灬